我从河西图书馆走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感到秋天太阳的燥热。一大群年轻人，欢跃地把我送到吉普车旁边。年轻的馆长何莲花，垂着两个小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有些看书的工人们都抬起头来送我们走过，有些人也跟着走出来，站在门旁边来看。这一群把我包围了一会的人们，七言八语的，我听不清谁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该和谁说话。我望着他们笑、挥手，也说了不知什么话吧，后来，我发现自己笑得很傻，我生气了，想再说点聪明话，可是车子已经开动了。我回过头来再看他们。真说不出我对这群年轻人的羡慕。看啊！他们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洋溢着欢欣，洋溢着新鲜的早春之气。
“是不是我们回河东去？快开晚饭了。”司机老罗把我的思想截断了，他这样问我。
“不。”我说，“老罗，你认识李洛英的住处么？我昨天和他约好要去他那里。”
“哪个李洛英？是那个看水位的老头么？听说他住在吊桥下面，河西的陡岩上，可没去过。”
“那末我们就去吧。”我摸了摸口袋，只有两包烟，我便叫老罗把车弯回合作社，买了十几个烧饼和一个罐头。
于是我和老罗又在这条陡的、弯曲的、飞舞着尘土的山路上颠簸了。
不时从对面开来一些十轮卡车，也有装木头，石块的，也有空车，有的车是铁道部的，有的车是官厅水库工程局的，也有燃料工业部的，横竖是吼着，车轮子轧轧的响，喇叭不断的叫，那些像水沫、像雾似的黄尘，从对面的车身后边扑到我们脸上、身上。
车子绕过了一座山，看见了河，又靠着山，沿着河边往下游走。山很陡，路很窄，石子很多，有些地方是刚刚修补好的。前面运器材的车子很多，我们走得又小心，又慢，还常常停住。我们走过了吊桥不多远，老罗就把车子停在路旁一个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的小屋旁边。这屋就像一个小岗亭，门临河峡，背后就是路，来往的车子就紧贴着屋子的后墙轧轧的滚去滚来，屋的两边都只能勉强斜放一辆卡车。老罗告诉我可能到了，于是他引我转到屋前，并且高声叫：
“李洛英！”
屋门是大敞开的，李洛英正坐在床铺边，伏在桌子上写字呢。虽说我们离他那样近，如果不是有人大声叫他，他是不会抬起头的样子，他好像很用心，把全部心神都贯注在他填写的本子上。
“哈，老李，咱们来了，你倒好安静！”
他取下了老花眼境，歪着头，细眯着眼，对我审查地看了一下，才微微一笑：
“嗯！真来了！”接着又答应我：“对，这里就是个静，一天到晚连耳朵都震聋了！”
他站起来张罗了一下，提了一把壶从门前的陡坡上像个年轻人似的直冲下去了。老罗坐在煤炉前去烧火，纸和木材发出微微的烟，我凭着这小屋的窗洞望了出去。
太阳快下山了，对面高山上只留下一抹山脊梁还涂着淡黄。满山遍岭一片秋草，在微微的晚风中，无力的，偶尔有些起伏。峡谷里流着永定河的水流。更远的地方不断传来炸山的轰隆声，屋后的车轮声与门前的流水声混成一片杂音。我凝视着这熟悉的荒山和听着这陌生的喧闹出神了。
李洛英回来了，他们两人围着炉子烧开水。我舍不得离开窗洞，这山峰，山梁梁，山凹凹，绕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这山里面的山，这羊肠小道，这崾崄，……这些不都像我在河北、山西、陕北所走过的那些山一样的么？这不也像我所走过的桑干河两岸的山一样的么？那些曾经与我有过关系的远的山，近的山，都涌到我眼前，我的确有很长的时间是在这样的山中转过的，现在我又回到老地方来了。这里虽然也还有荒野，却并不冷僻，各种震响在这包围得很紧的群山里面回荡。
李洛英把开水给我递了过来，并且有心打破我的沉默，他笑道：
“中意了咱们这山沟沟么？”
司机老罗也问道：“怕没见过这大山吧？”
我望着这瘦骨棱棱的老汉，他不多说话，静静地望着我，嘴角上似乎挂着一点似笑非笑的神气，细小的，微微有些发红的眼睛，常常闪着探索和机警的眼光。我问道：
“老李，你们这里有过土改么？是哪一年土改的？”
“土改？搞过，是一九四六年呀！”
“一九四六年土改过？咱那年就在这一带，我就到过怀来，新保安，涿鹿的温泉屯，你看，就差不多到了这里。”
他又笑了，可是那种探索的眼光也看得更清楚了。我就把这一带的一些村名和出产说了很多，我并且肯定地说他一定看过羊，做过羊倌。像他们这地方，地不好，山又多，不正好放羊么。
我对于这山凹的感情，立刻在他那里得到浓烈的反应。他不再眯着眼睛看我了，他也靠近窗洞，把眼光横扫着对面的大山。他轻轻地说，就像是自语似的：
“我不只是个羊倌，而且我还是个粮秣。老丁同志！你看吧，这山上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我都清楚。我打七八岁就在这山上割草，被狼吓唬过；我的父母就埋在这山上。我十几岁就放羊，走破了多少双鞋子，流了多少汗在上面，咱们担过惊，受过怕，唉！多少年了，我现在还一个人留在这里，守护着山，睡在上面，看着它，哪一天不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去几趟。如今这山上住的人可多了，热闹的时候几万人在这里工作，可是只有我，只有我才真真懂得这山，只有我才每天同它说话。哈……总算和它一样，咱们是一个样样的命……”
“一个样样的命！啥命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嘿！老丁同志！你还不懂得么？山和我一样翻身了，咱们全为着祖国建设，全工业化啦！”老粮秣主任搓着手，歪着头，意味深长地望着我，我不觉把眼光落在桌子上他填写的单单上面。那是一张水位记录表，他的确写得很工整呢。
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个圈，也就是走了两三步，就又踅回到窗洞前边。他用手指着对面山上，叫我和老罗看一个石窑窑，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找了半天，看见一团黑凹凹的地方，上边有一道岩石的边缘，可以猜想出那里有一个窑，李洛英说：
“看见了吗？就是那个黑窑窑，我可在那里边住了够二年啦！”
老罗也转入到我们的谈话里边了，他无法理解这句话，他问道：“为什么？”
“嘿，还乡队不断地来嘛，他们哪一次不抢走些东西！他们要粮嘛，你不记得我是一个粮秣么？要给他们抓到了还了得！”
“你是党员么？”我问他。
“当然是党员啦。还有些年头了，一九四四年就入党了。那时还是抗日战争年代啦！”
老罗紧望着他，好像在说：“瞧不出还是老革命啦！”
李洛英又走了开去，屋子太小，他站在门旁朝外望，山色已经变成暗紫色了。可是铿铿的石头被敲打的响声，山在被炸开的响声，运输的大板车轧轧的在屋后一辆跟着一辆过去的声音，仍旧不断地传来。我落在沉思中了。李洛英不安地又走了起来。老粮秣主任啊！你在想什么呢？你的艰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你所有的愁苦，斗争，危险和欢欣都同时涌现了出来，都在震动着你的心灵吧。我在这个时候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想，我不能离开他，我愿意和这个主任同在下去，坐在一道，静静地听着外边的嘈杂，和看着渐渐黑了下去的暂时仍然有些荒野的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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