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中（1 / 2）

一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岗上吹来，刮着牲口圈篷顶上的苇杆，呜呜地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刷刷地整着翅子，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相熟。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她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

走在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地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

他们从那边山腰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大大地嘘了一口气，像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跟在管理科长的后边，走进一个院子，而且走进一个窑洞；这就是她要住下来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

她看见她的小皮箱和铺盖卷已经孤零零地放在那冷地上。

这李科长是一个好心的管理科长，他动手替她把那四根柴柱支着的铺整理起来了。

“你的被这样薄！”他抖着那薄饼似的被子时不禁忍不住地叫起来了。在队伍里像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

她回顾了这大窑，心也不觉的有些忐忑，但她是不愿向人要东西的，她说：“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但她却勉强的安慰自己：“住在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

那位管理科长不知怎样一搞，床却垮在地下了。他便匆匆地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去的吧。

这年轻女子便蹲在地上将这解体的床铺再支起来，她找寻可以使用的工具，看见靠窗户放有一张旧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么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边随便地躺着两张凳子。这新办不久的医院里的家具，也似乎是从四方搜罗来的残废者啊！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发走这目前的无聊的时光呢，那管理科长又没有来？她只好踱到院子里去。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没有插足的地方。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铡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地铡着，而且播弄那些切碎了的草。

她站在她们旁边，看了一会儿，和气地问道：“老乡！吃过了没有？”

“没做啦！”于是她们停住了手的动作，好奇地，呆呆地打量她，一个女人就说了：“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蓬得像个孵蛋的母鸡，从那头杂乱得像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张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再绕到外边时，暮色更低地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成了模糊的一片。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走回来，惊奇地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像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末坦直和自然，随便地投来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送来了如何的高兴。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像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回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唱着一个陕北小调。

陆萍又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末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坐在被子里，无所谓的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端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

忽然那看护像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的从被子里跳出来，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间壁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地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阵风的被子，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地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更勇敢地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风云叱咤地一路走回来，门大声地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地骂“狗×的，×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末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她连串地熟悉地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向那些粗人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意思。才进去两年，她自己感到她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在产校仍整整住了四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需索奔走。她像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悄悄地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动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地跑到延安，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二十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说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钉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她要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奇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他很忙，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的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并不动手做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回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像一朵微笑的花，有时像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怕你什么呢，你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像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平板的脸孔时，心就像沉在海底似的那末平稳，那末凉。

她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他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乐意和这人合作。她不敢在那里坐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予她多少不安和彷徨，然而在睡过一夜之后，她都把它像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她非常有元气地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

三

每天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和很少的几个××，××或××的学生。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地喊着她的名字，琐碎地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像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把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戴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儿，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有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的妇女，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惶，又懵懂。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兴趣。她不得不催促她们，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为了不放心，她得守着她们消毒，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卷纱布。为了不愿病人产妇多受苦痛，便自己去替几个开刀了的，发炎的换药。这种成为习惯的道德心，虽不时髦，为许多人看不起，而她却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

一到下午，她就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但作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惟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不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怎能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要让人知道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像受罪。她替她们要求清洁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要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有什么。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的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字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工作疲劳之后，或者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得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得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她们也谈医院里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里，三个人同样讨厌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是陆萍，对林莎几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大家猜测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演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成了老生常谈，不大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地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