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 1）

张韧

九十年代文学有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这就是一批年轻的“新生代”作家以其青春的活力与勃勃生机走上了文坛。他们没有“五七”作家群和“**”记忆的知青作家那样历史的沉重，也没有比他们稍长一些如莫言、苏童、格非、叶兆言等那种怀旧的情结。这一批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没有多少清规戒律，也没有狂想或狂热，而是以平常心面对现实，强调个人经历和个性化体验的写作。他们不愿意拥挤在一个梯子上赶浪潮，而是寻找各自的文学梯子。湖南的王跃文就是他们当中创作相当活跃的一位。他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发表小说，短短六七年间从湘土偏远县城的一个业余作者，竟然走上全国知名大刊物，并且频频得奖。他的创作所以引人注意，显然与作者拓展的独特世界密切相关。他长于描绘县、地级官员形象和复杂的心态，这在他同龄作家乃至今天流行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官场春秋》这部集子辑录作者的不是全部而是部分的中短篇小说，仅占创作总量一半左右。《今夕何夕》、《秋风庭院》、《夜郎西》等三部中篇各自独立而人物情节又彼此关联。

王跃文描绘的官员形象活灵活现，揭示官场争斗入木三分。谋取升官者机关算尽，提职者志得意满，小公务员仰人鼻息，当权者颐指气使。这一切，显然与作者职业有关。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用这句老话概括他取得的成绩当然是对的。不过，你如果稍加沉思就会提出这样的问号，身任公务员熟悉公务员生活的大有人在，为什么王跃文写出令人深思的官场系列小说呢？作者有一篇题名《我需要灵魂的安慰》的创作谈。他说：“回忆起自己在那个县**工作时的情形，一天到晚笑嘻嘻的，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于是领导说我成熟、能干、肯干。用世俗的标准衡量，那是我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可是“我终究忍受不了不说话的日子。在那样的环境里，成天说的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不说没有区别。于是我便开始写小说。小说就是作家的说话方式。”原来，他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有感而发，要说出与官员“程式化”有区别的话。他不是以官员身份写官员，而是选择了作家的说话方式。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审视和剖析他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的小说突破了当代文学曾有过的那种写干部的模式，否定了简单化的不是暴露就是歌颂（以至神化）的写作。它超越了道德批判，将各类官员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大小官员不仰视也不是俯视，以平民意识从文化角度把握形形**的官员生活。

我觉得王跃文审视官员与官场生活的眼光和价值取向还可以多元多样，放得开些。收入这本集子的中短篇小说，作者多从清正廉洁的传统“士”的文化品格坐标剖析和评价眼下风气不正的官员和官场。其实它也是剥开官吏“现形”的传统小说的参照系。现实生活与历史上的贪官固然有其相似点，但历史毕竟从农业经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代变了，经济环境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环境变了，所以仅从千古祖训和传统清官品格去解剖官与权，似乎显得单一了，还需要从现实的商品经济、社会世俗和文化心态，多孔道地探视今天更为复杂的官员的心理性格。

读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还有一个印象，他写的官场气氛很足，很真切，很到位，那虚虚实实和倾轧角斗，在那谈笑间和饕餮之中我似乎闻见拳脚往来的拼杀声。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不应要求作家“先知”似的开药方，道出如何制止腐败。一个作家的使命是让作品警世骇俗，惊醒世人。官场小说不能就官论官，还要回归到“入学”，文学批判不能不把形形**官员请到人和人性的审判台，不是浅表而是深邃的拷问人物的灵魂。从王跃文的生活功底与艺术才气，有理由期待他塑造更多的令人特别振奋或特别震撼的官员形象，创作更多的渗润时代精神和观代意蕴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