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辉煌的时刻，褚时健折翼滇南，从“烟王”的神坛上跌落。
2001年，身患多重疾病的他保外就医，重回哀牢山，筹措资金改造山地、架管引水、修建公路，种起了橙子。十年后，一种名为“褚橙”的水果风靡全国，它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称为“中国最励志的橙子”。
对于昔日种种，褚时健不愿再提起。于是，共同经历了诸多事件的“我”——作者先燕云，将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为读者更客观地呈现这段旁人无从知晓的历史，讲述昔日“烟王”、今日“橙王”——86岁的褚时健残酷的自我修复和重塑。
褚映群说：“其实老爸也该退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不过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和父亲母亲都有些相像的脸，我从那上面看到了一种忧虑。
应该说，风将起之时，褚映群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风的翼尖。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捕捉风的翼尖
最后一次见褚映群
风起之时
历史的玩笑
孤独的先行者
殇恸
褚映群的后事
一起走过的日子
夙愿完成
小事点点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1993年春天，因为要做茶马古道的拍摄和采访，我和朋友们拜见了很多企业家，寻求资金帮助。寒暄聊天、吃饭喝酒之后，得到的回答大致一样：“什么是茶马古道？现在谁关心什么古道，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可当时香港知名摄影家高志强先生已经得到了爱克发公司提供的反转片赞助，只等出发，我们骑虎难下。
大眼瞪小眼之后，我下了决心：“走，到玉溪。”
我后来在《寻找茶马古道》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玉溪，也就是到玉溪卷烟厂的缩语，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声名鹊起的企业，短短十多年间跃升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税利大户。于是乎，求助干企业的人和事可谓应接不暇。以我做人的原则，虽说几年前就与厂长褚时健认识，但从未开口请求过什么。这一次，为了那务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古道，我终于逼迫自己开口了。五万元，对玉溪卷烟厂是小数，对我们，对那条我们将要寻求的古道，却是一笔必不可少的投入。”
有了这笔钱，我们从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出发，一直走到了西藏。《寻找茶马古道》一书1994年由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和云南《女性大世界》杂志联合编辑出版后，在香港、内地出过多个版本，在台湾还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几年之后，普洱茶大卖特卖，就连思茅市也改名为普洱市，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发财出名。我们这些当年的探寻者，却记着最初为古道投资而不计回报的企业家褚时健。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为许多文化项目提供过赞助，比如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央视春晚，还有和中国作协联合组织的“红塔山笔会”等，这些项目的审批，都和褚时健有关。
褚时健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除了技术类、经济类、管理类，他还爱看传记类和类的书。用他的话说：“不看书精神不充实。”一天有那么多的事情，但只要有时间，他总要抽出一两个小时来看书。不过他的时间太有限，只能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他称之为“好书”。
1991年他接受采访时说：“不看好书的人不会做人，这个结论是我自己得出来的。作家蒋子龙写的《乔厂长上任记》，我看了两三遍，当时的企业家都遇到过他写的那些问题。我说这位老兄肯定在企业干过，问题都写得很清楚。当然还有好的报告文学，比如王蒙等人写的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很多道理在里面，读了让人受益。”
“一个人，只要不满足现状，就需要学习，你满足了或者消沉了，就不会去学习了。”
把自己多年的苦难经历变成一次次学习的机会，这是褚时健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正因为褚时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对文化项目的投资才有了自己的品格：即不为低俗的纯商业的产品或活动提供赞助。
时隔一年，我因为要做一个名为“红军后代与红军战士跨越时空的对话”的课题，再次来到玉溪。在老厂区那间并不豪华的办公室里，他认真听了我的计划，颇为感慨地说：“小先，别人现在都忙着做生意、赚钱，你却想搞这样的选题，为后代留一点儿真实的记录，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不过，你这个项目能不能被批准，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告诉他，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录片，必须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我正在努力。他答应说，只要上面批了这个项目，玉溪卷烟厂就可以给经费支持。
捕捉风的翼尖
那天谈话后，褚时健邀请我们去看一看关索坝。那时，它是一个长1.3千米、宽500多米的小山沟，上面绿荫蔽日，和周围的群山连成一体，与红塔山遥遥相对。它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山上破旧的关索庙。相传诸葛亮南征时，关羽之子关索曾在此屯兵。后人便修起小庙，奉他为一方神明。
褚时健以一种异常自豪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最后看一看这个山头，以后，这个山就没有了，由我们自筹资金建设的一个国际一流水平的新厂区将在这里落户。”
1994年5月26日，关索坝工程打下第一根桩。这是玉溪卷烟厂，也是20世纪末中国烟草业最重要的一项技术改造工程。
就在这一年，我到厂里采访玉溪卷烟厂的职工生活，赶上了马静芬和烟厂绿化科为中国插花艺术展准备的插花作品预展。在展厅里，褚映群把我叫到马静芬身边，让厂里的摄影师郭建林为我们仨人照了一张合影。我当时觉得她的举动有些刻意，悄悄问她为什么，她笑笑说：“我老爸写什么都说要你写，我告诉他，人家是作家，是写文学作品的，不是写你们厂的那些报告的。”我也笑了：“你算说对了，写应用文，我恐怕是小学生水平。”
褚映群说：“老爸上《东方之子》了，你看了吗？”
我说：“看了呀，温迪雅采访的。”
“你知不知道，有人提出也可以让老妈上《东方之子》？”说到这儿，她的神情有些变了，“我对老妈说，爸爸上《东方之子》，那是实至名归，他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是‘全国劳动模范’，是‘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人家要拍他，合理。而你就不同了，我觉得你应该躲到老爸的光环后面，平静地工作和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和褚映群第一次单独谈话，她让我刮目相看。一直以来，褚映群都被人称为“烟草公主”，她去外地，总有不少入围着她，到北京时，听说去机场接她的车就有好几辆。我很担心她因此飘飘然，真把这些当成了理所当然。此时她的这番话，倒让我释然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对她的认同。她说：“其实老爸也该退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不过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和父亲母亲都有些桕像的脸，我从那上面看到了一种忧虑。
应该说，风将起之时，褚映群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风的翼尖。
我要搞的“红军后代与红军战士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个项目，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得到批准。
最后一次见褚映群
1995年年初，等我再到玉溪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褚时健面带难色地说：“早半年搞都可以，现在有问题了，中纪委来厂里搞审查，这些赞助可能搞不了了。”
“中纪委？”我心里咯噔一下。之后，我到厂办公室，见到了办公室主任何小平。
何小平是个老知青，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中生。自1969年到云南后，她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从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到烟厂的办公室主任，她和人们印象中那些精明强千、八丽玲珑的办公室主任不太一样，是个率真可亲、办事很有分寸的大姐。
从她那里我听说，国家审计部门已经入驻厂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查账。她还说了一件事情，中纪委的有关领导要找褚时健谈话，事先电话通知了厂办公室，但办公室一时疏忽，没有及时通知厂长，他按自己原来的安排去了通海看烟田，这让北京来的领导十分不爽。虽说厂长知道后及时赶了回来，但谈话时这位领导的言语间已经颇有些不客气。
事情听了也就过了，说实话，何小平和我都没太放在心上。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后来大多“中枪”倒下了，这里面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政策因素和企业家个人的因素。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段时期旧的管理模式已经松动，而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企业家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和企业之间存在着利益划分不清、产权界限不明等问题，需要明确和廓清。正是这样一种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法规滞后的背景，造成了企业家的“陨落”。
可对于褚时健，我们完全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对自己事业的全力以赴，对物质名利的淡泊，也相信他不是一个政治上幼稚、经济上糊涂的人。
绿意葱茏的五月，我接到褚映群的电话，让我到烟厂驻昆明办事处去拿点儿东西，是一只竹篓，里面有十多只肥壮的青壳大螃蟹。褚映群说，这是她老爸让送来的，给我几只，给另外一个朋友几只。她来不及送了，马上要回珠海，请我来拿，把给那位朋友的也带过去。
我们闲聊了几句，谈到我们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她说在北京见到那个朋友了，心态不是很好。我说大概是位子调整了，有些不太适应。
螃蟹是鲜货，我给朋友打了电话，约好五点钟在省委后门见。当时已是四点，褚映群催我走，送到楼梯口时，我忍不住问：“你呢，在珠海好吗？”她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离开办事处时，我从车窗里看见墙外通红通红的三角梅。这种红出一片血色的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风起之时
八月，马静芬托我写的插花作品赏析完稿，我送到了玉溪。在半坡上他们的小院落里，马静芬看着文章，我看着院里的花花草革。褚时健不在，他到国外看设备去了。马静芬很快就要走，下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多个展览中，有马静芬他们插花协会的作品。我给她带了一套衣服，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各国女性参与的会议上，她应该有件时尚的正装。
马静芬看着衣服笑，说这太年轻，怕不合适。我们催促她换上，看看效果。马静芬一直很瘦弱，衣服上身的效果很不错。这身衣服估计她再也没有穿过，到北京后没几天，她被叫回了云南，中秋节前夕，她被带走，进入隔离审查阶段。
在此之前，褚映群已被人从珠海带到了河南。
女儿和老伴出事时，褚时健身在国外。他没有采取什么“失联”的做法，而是第一时间赶回了玉溪。这一方面表明他内心坦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对家人的牵挂。
和所有人一样，我对这一切的到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心里有着一万个为什么，却不知道答案。直到数年之后，当年的红塔集团的法律顾问——大律师马军，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答案：
1994年，中纪委接到贵州省省级机关退休老干部的举报，反映老干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还有贵州省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到了贵州，直接找提供线索的老干部核实。最后，省委书记刘某某的夫人阎建宏等一批人被查出问题。阁建宏因贪污473万元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在这个案子中，涉及从云南批的S万件红塔山香烟，这批烟被阎建宏倒卖后获利上千万。在中纪委办案人员的报告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批示，要重点查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
贵州贪腐案的专案组乘胜追击，进入云南。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和中纪委的同志吃了一顿饭后，按自己原来的计划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而当时的云南烟草专卖局在和中纪委谈话时表现得十分自信。中纪委负责人谈话的切入点是工作报告中的两点问题：一是对职工队伍的评价，报告中说，99%是好的；二是对干部队伍的评价，报告中要求干部做好兼职工作。中纪委的同志质问这两点评价有什么依据，有人自信地说：“你们可以查嘛。我们云南烟草专卖局的干部，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自己也是‘一肩挑’，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基本上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
在玉溪卷烟厂的调查，据说一开始就碰到了前面何小平说的那个情况，褚时健没在厂里等待，而是去看他的“第一车间”烟田了。接下来的谈话大概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给贵州的烟，二是领导干部子女要烟的情况。阎建宏案涉及的烟是玉溪卷烟厂的，但这件事情是省里交办的，可以说清楚。关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褚时健回答：“是有人来过，但我和他们说过，你们要为你们的父亲想想，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如果自己要抽，可以批点儿次品烟给你们，没有大批量从厂里拿烟的事情。”
当时从北京到云南，各个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到玉溪要烟的情况不少，但得到大批量香烟指标的很少。一些上面交代的不得不给安排的烟，也都要批条，由销售部门负责，调查工作在这里耗时也最长。
调查在继续，1995年，马军在烟厂驻昆明办事处见到了褚时健，当时褚映群也在场。褚时健征求他的意见，说国家烟草专卖局安排他到欧洲考察，合不合适去？马军明确表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出国。
1995年5月，河南省三门峡市林正志等人投机倒把案东窗事发，之后马静芬的妹妹马静芳、弟弟马建华等人被河南省洛阳市公安部门收审。8月15日，褚映群被河南有关方面从其珠海的家中带走。9月，马静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收审。
历史的玩笑
历史总会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开玩笑。也是9月，褚时健人生中另一个重要身份确立了。9月，红塔集团成立，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他的身份变为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成立仪式上，董事长褚时健发言，他说：“建立企业集团，是云南‘两烟’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烟草行业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成立云南红塔集团的目的和宗旨也正在于：通过资产连接纽带，发挥集团群体优势，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形成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进而为国家财政增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我们云南烟草行业应有的贡献。”
对于董事长这个新角色，褚时健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按现在的企业制度来运行，可以说，总裁管今天，董事长管明天。董事长必须考虑企业的长远战略，为企业发展安排好明年、后年、大后年的工作。这个企业的长远战略由你来定，这就要求战略决策上不能出现差错。”用他的话说，玉烟（玉溪卷烟厂）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爬出泥潭、甩开包袱，第二阶段是技术改造。现在资金有了，软件和硬件设备都到位了，还拥有一支技术过硬的队伍，玉烟已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当时的外部环境如何呢？随着中国“复关”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卷烟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中外卷烟业对抗的百年历史中，外国卷烟企业从未忽视过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1902年，美国在中国设立的英美烟草公司，曾创下年产量112万箱的纪录，占据了绝大部分中国市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关税政策的保护下，中国卷烟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烟的进攻。在新一轮角逐中，玉溪卷烟厂成了外国烟草公司在亚洲的主攻对手。用《玉烟报》记者的话说：这是一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维护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生存战和空间争夺战。
玉烟的优势还有多少？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清楚：现有的机器设备是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平有很大差距。现有的厂房处于地震带上，已开始出现裂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褚时健和玉烟领导班子才提出了自筹资金，在厂区附近另建一个现代化新厂，使玉烟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成为世界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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