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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亚洲烟王的巅峰之路——关索(1 / 2)

关索坝工程建成后,这里将出现两条世界上最大的制丝生产线,每小时生产24吨;这里将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机,每分钟生产600包;这里将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封箱系统:这里还将会有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物流自动线、高架自动仓库,实现从烟叶进厂到装箱入库的全线自动化……

迈出国门:更强的国际化动力

厂长与书记:无可避免的权力之争

分拆引进,必须一流

***帮大忙:协调外汇额度

受到隆重接待的国际大买家

关索坝为证

迈出国门:更强的国际化动力

从1985年开始创汇的时候,褚时健就下了迈出国门的决心,而设备和原料革命的成功加速了这个进程。褚时健深知,要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就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他发现,在国际上生存是保持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在云南省创汇分成制度出台后,玉溪卷烟厂有了更强的国际化动力。

1992年以前,他们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创汇:一是国内旅游市场,像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二是通过香港转口贸易把产品卖到东南亚等国家。到1991年,他们的创汇额已经超过三亿美元。

“红塔山”声誉曰隆之际,褚时健决定真正走出国门了——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他们考察了几个国家和地区,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地,最后选择在新加坡设立一个生产分部。

1991年9月,在代理玉溪卷烟厂海外市场的印尼华人熊德龙的推动下,由玉溪卷烟厂、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中国台湾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组成了产供销一体的跨国公司。实际上,三家公司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由玉溪卷烟厂提供“红塔山”的原料和技术,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负责生产加工,熊德龙的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负责在世界各地推销。

这是一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流行的来料加工和品牌代理的合作模式,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每加工一箱“红塔山”就能得到75美元。第一年,他们生产了5万箱“红塔山”,销往美国、中美洲和南亚,而从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则主要走向东南亚市场。1992年,合作的第一年,这项合作就为玉溪卷烟厂带来了3000万美元的净利润,当年他们的创汇总额达1.2亿美元。此后几年,海外市场的销售逐步增长,到1995年,创汇额达到了1.8亿美元,按当时的外汇调剂价计算,差不多是18亿元人民币。有了这笔外汇收入,玉溪卷烟厂可以把钱放在新加坡,需要使用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褚时健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像菲利普·莫里斯之类的世界烟草巨头那样商接到国外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家规定向海外投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如果超过则需要得到对外经贸部的批准。和这些部门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告诉褚时健,拿到批文太麻烦,难度太大,因而他选择了一种新的“出海”战略。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需要招工和管理,不用投一分钱,只派三个人过去,每星期结算和收款就行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玉溪卷烟厂的国际化战略越走越快,他们通过赞助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方式来扩大“红塔山”在北美的影响力,并发展了越来越多的专卖店加盟其间。到90年代中期,“红塔山”在美国市场上每年的销量已超过3万箱。

厂长与书记:无可避免的权力之争

即使在事业处于顶峰的时候,褚时健依然觉得,国有企业的权力之争是让他无比苦恼的事情,那也是褚时健踏进玉溪卷烟厂最早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

厂长和书记的权力之争几乎是国有企业“书记一厂长”双头领导结构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尽管褚时健不喜欢权力之争,但他也无可避免要卷入其中。

在他早期的搭档林某某走后,玉溪地区的老专员和他搭档,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到1986年“三合一”体制建立之后,褚时健集党委书记、厂长、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四职于一身,这个时候没有权力之争的问题。

但是没过多久,一个问题出现了,褚时健的工作越来越紧张,每周还要花大量精力来处理党务文件,这让他痛苦不堪。他确实没有时间做这些了,觉得需要单独设置一个党委书记来处理党务问题。这个时候,他的中学同学来找他,说她丈夫在玉溪行署担任副专员,由于表现不佳刚刚被降职了,她希望褚时健能够帮忙把他调到玉溪卷烟厂担任党委书记。

褚时健回忆:“她说大家排挤他,让我帮帮忙。我这个人有些时候脑子也不太会转弯,就直接答应了。我去向省里面的有关部门汇报,找了省委组织部、省烟草公司,谈好了,任命他做党委书记。谁知隔了三年,他又‘胡来’了。”

所谓“胡来”,其实是那位党委书记看着褚时健已到退休年龄(其实旱过了),就在一个与省长和志强关系很好的记者的带领下,到省长那里去“活动”去了。他告诉省长,褚时健选择了乔发科做接班人,而乔发科并不适合,他觉得自己才是适合继任厂长的人。其实,这时褚时健压根儿就没有决定选谁做接班人。

消息在第二天传到了褚时健这里,据他回忆说:“我跟他说,你想当厂长,你就正儿八经地竞争去。”

在并不清楚和志强的意思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省里写了个申请,陈述自己的年龄已超过60岁,而厂党委书记也在四处活动想当厂长,就由他来当吧。

和志强发现这个事情闹大之后,他来找褚时健谈话了,褚时健告诉他:“他这个党委书记照这样下去,玉溪卷烟厂的障碍会很多,我随你们选,我不打算干了。”

作为省长的和志强当然担心褚时健的离任会影响到云南经济的发展,他让褚时健等他做完这一届省长再说。

而原厂党委书记则在随后的玉溪卷烟厂党委书记选举中,以只得到一票而落选了,他不得不去担任一名调研员。

褚时健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说,老褚霸道,两个党委书记都被他撵了。我说我不是为我,凡是玉溪卷烟厂的发展障碍,都得排除。”

之后的日子,褚时健不得不再次同时担任党委书记。

一个工厂到底谁是第一负责人?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都不明确,而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表述——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底最后谁来负责,褚时健一真很迷惑。一次,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褚时健甚至说,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其特点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如果厂长的意见是对的却处于少数的地位,就只能服从多数然而却是错误的决定,如以后发生了问题,厂长也可以不负完全责任,甚至可以推卸掉责任。这样显然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对于党委的集体领导,褚时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都是大家说了算,等于谁说了都不算,企业会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集体负责,其实谁也不负责任,出了问题国家要追究责任,连该打谁的屁股都找不着。”

在他为这个问题万分苦恼的时候,当时的中共中央******到云南视察,在获得***接见的座谈会上,褚时健向他请教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遇到的问题——党委书记和厂长职权冲突的问题。******对他说:“你们要两心合一心,心心相印。”

分拆引进,必须一流

在1987年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同行业第一后,褚时健就定下了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并且立志要和当时全球最大的烟草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一争高下,并为此着手进行布局。

褚时健认为,竞争无非三样东西:原料、设备、管理。既然要和世界第一流的公司竞争,这三大要素就必须达到一流水平。

原料和管理两场革命完成后,褚时健认为玉溪卷烟厂的原料已属一流,“红塔山”的原料甚至超过了“万宝路”的;而管理上也相差不远,在199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褚时健说,随着玉溪卷烟厂设备的更新,效益会越来越接近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玉溪卷烟厂第一套设备引进之后,3700多人就立即富余出1200多人,而随着新流水线的引进,下线的员工不断增加。褚时健认为,如果只计算双方的一线员工,玉溪卷烟厂的效率甚至超过了菲利普,莫里斯,而设备的增加又会把那些富余员工的效率提上来。所以,从管理角度看,他有信心做得和菲利普·莫里斯一样出色。

而眼下,设备的淘汰和更新又成了新问题,和菲利普·莫里斯这样的公司相比,最明显的差距就在设备上。

他计划首先替换掉那些老掉牙但还在拼命干活儿的“新中国”,借着1990年的“名烟翻番计划”,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备更新。这一次,褚时健在省里已经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省里的领导人已经形成共识,只要是玉溪卷烟厂报来的项目,那就尽管批,他们还没有搞砸过。计划正在进行之际,从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外汇引进设备的文件,差点儿让这个3000多万美元的项目砸了锅。

文件规定,单次设备引进不得超过500万美元的限额,面对这样的规定,他知道自己磨破嘴皮子也没用,中央文件一般是从总体判断出发,并不需要考虑一家企业的远大追求。但时不我待,面对这样的规定,褚时健又一次显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冒险精神:既然只规定了单次引进的上限,并没有规定只能一次引进,那么,把这些项目分拆开来引进,不就不违背中央文件的精神了吗?这又是一次边缘突破的绝妙案例,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了褚时健的行动,这次引进很快完成了。但在项目安装完成并开始运营后,也许是因为被举报的缘故,国家有关部门识破了褚时健的“诡计”,于是,一个调查组紧随而至。

褚时健告诉前来调查的人,在市场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玉溪卷烟厂迫切需要更新设备来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如果不这样做,不一次完成引进,那么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美元,税利的损失可能更大。听完他的陈述后,调查组认可了他的理由,并把他当成了“用活中央政策”的典型。

此外,在获得了利用外汇购买设备和配件的许可后,褚时健绕开了有关部门,采取直接和外国厂商或代理公司联系的方式,直接从国外进货,而不是层层汇报。有好心的同事提醒他,最好还是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但褚时健认为,请示虽然风险小,但拖延了时间,生产损失大,对国家不利。

到1992年,玉溪卷烟厂完成了最后一批旧设备的更新,无嘴烟的历史就此结束。这个时候,玉溪卷烟厂已经完成了对日本烟草公司的超越,升到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褚时健成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烟王”。

***帮大忙:协调外汇额度

此时,褚时健在策划一个宏伟的计划,这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关索坝工程。这个工程的预算投资高达46亿元,其中引进设备的投资就超过了20亿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额。而且,全部投资都由玉溪卷烟厂自己筹集,这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中实在是少之又少。

按这个工程的计划,玉溪卷烟厂将完成整体搬迁。搬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老工厂正好处在地震带上,不安全;二是褚时健希望加快步伐,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工厂。这个工厂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还要有优美的、有尊严的工作环境,彻底告别中国工厂灰霾、嘈杂、拥挤、狼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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