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接手玉溪卷烟厂时，褚时健已年过半百。
面对卷烟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重重困境，褚时健转守为攻，平衡各方利益，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层层突破，通过重新改进生产工序、严控质量管理、更新经营思路、拓展市场布局，使玉溪卷烟厂迅速扭亏为盈，并带领它走到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前端，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同时，为国家创造税利991亿元。
从“知命”到“古稀”的17年，褚时健遇到了无数难题，也解决了无数难题，创造了属于他的新的奇迹。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之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有所好转。1980年，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税利实现了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可能主要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知天命”之年受命
不搞行政搞企业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任前摸底、淡条件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见面礼”：派系的明争暗斗
下马威：涨薪风波
考试：锅炉事件
“霸道”名声的由来
“知天命”之年受命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到1978年摘除“右派帽子”，二十年时光过去了。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三十个年头。这一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革命老将重登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
1928年出生的褚时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然而，褚时健似乎还不愿意“知天命”，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安排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并得到了关于这次全会精神的文件传达。褚时健久久盯着这份红头文件上的白纸黑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份红头文件给他带来了久违的兴奋，他想奔跑，想大声喊：“只要这个国家还要搞经济建设，我们这些人就大有作为。”
不搞行政搞企业
在党校学习期间，玉溪地区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白水鱼找褚时健谈话。二十年前，白是褚时健在玉溪行署工作时的老同事，他们都很了解对方。白提出让褚时健重回地委工作，从地委组织部部长干起——这是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前的老职务。
此时，褚时健已经厌倦了机关工作，对党政机关的明争暗斗丝毫没有兴趣，因为，他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找到了乐趣。
褚时健一口回绝了白水鱼：“我不愿再搞行政了，伤心了。当年，就是在行政职位上惹的祸。我干了十几年企业，已经上路了，您还是让我继续搞企业吧。”
此时，褚时健带领下的戛洒糖厂，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机器调试已在进行中。
没几天，新的“说客”又来了。这个说客，正是玉溪地区一把手、地委书记胡良恕。
胡告诉褚时健：“组织部门研究过你的档案，认为你比较懂经济，而能抓好一个地区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非常缺乏，你过来，先做副专员，分管经济，我们做搭档，把玉溪的经济搞上去。”
只要研究过褚时健的档案，都清楚褚时健这二十年的“右派”经历：从红光农场到堵岭畜牧场、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他一路待过的企业，之前总是很差，破破烂烂，但交给褚时健带路之后，这些企业都大有改观。
“胡书记，您可别弄反了。”褚时健笑呵呵地说，“如果没有几个效益好的企业，地区的财政收入上不去，那么，再能干的书记、专员，日子也难过，也不好当；反过来，一个地区有几个好的企业，每年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税利，地区财政上去了，地委、行署的日子也就好过了。我干了将近二十年的企业，对此还是有谱气的，如果您让我去千企业，肯定能干好。”
“有道理呀！”听完褚时健的话，胡良恕像发现什么新事物一样兴奋地看着褚时健。之前，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胡良恕答复，他会在常委会上研究褚时健的意见。
实际上，上级部门想调褚时健到政府工作的念头，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时候，褚时健已经在玉溪卷烟厂站稳了脚跟。
新到任的玉溪地委书记李孟北也找到褚时健。李孟北算是云南干部中文化水平很高的，思路也很开阔，据说他从《云南日报》总编辑调任玉溪地委书记，是准备再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过渡一下，然后接任云南省委书记。越级提拔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常有的事，因为十年“文革”造成建设方面领导干部短缺。李孟北对褚时健说：“现在我们整个省的工业都困难，听说你对这方面还有一点儿谱气，要不，你来当管工业的副专员？”
褚时健还是那句话：“您别让我搞那个，我不会搞，做机关的事不是我的长项。你们要想把地方财政搞上去，我可以帮你们把烟厂搞上去，搞上去你们日子就好过了。让我去做副专员，您不如把我放在烟厂，让我搞下去吧。”
“我倒没有想到这些，好的好的，不动了，你就在这儿。”李孟北还比较容易听取意见。
直到那时，领导们想让褚时健从政的念头才算平息。李孟北后来履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候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不幸患癌症撒手人寰。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玉溪地委领导终于被褚时健说服了，让他继续在企业工作，但肯定不再是戛洒糖厂了。在褚时健的领导下，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戛洒糖厂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职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而一条新上的白糖生产线也即将竣工。
地委领导的意见是，调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这家烟厂是当时玉溪规模最大、效益也较好的企业。但褚时健回绝了。
褚时健有顾虑：“文革”时期，玉溪卷烟厂是全玉溪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文革”期间云南的两个派系——“炮派”和“八派”，斗争非常厉害。“文革”结束后，两派的斗争仍未结束。
不去玉溪卷烟厂，他还有一个选择：去玉溪另一家大型企业——位于玉溪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这比较符合他的胃口。
说去就去。地委领导找褚时健谈过之后，他就来到塔甸煤矿做“任前考察”了，考察这里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观察矿工的生活。他看到这里的矿工没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满意的地方：这里山大，山林多，台旨满足他打猎的爱好，秋天还可以拾点儿菌子，四野都是鲜花。褚时健想，老婆孩子肯定会像他一样高兴。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这些矿工的生活条件，他发现煤矿后面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还很清澈。褚时健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计划：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从这里取水，让每个矿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他还想买几辆大客车，周末接送矿工到玉溪和家人团聚。
令褚时健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后院起火”了。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死活不肯再进大山沟。
马静芬说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儿跟你在大山沟已经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里，你又要把我们母女俩带到山沟沟里去。要去，你一个人去！”
面对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时健也不好坚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辆大卡车，连哄带骗地把马静芬和女儿骗上了车，让她们去看看矿山环境，或许能够改变她们的想法。但马静芬和女儿到了那里，看到满脸煤灰的矿工都一脸愁苦地上下班，大风扬起的漫天灰尘中，家属们在供水站前排队取水，孩子们在脏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强待了一个晚上后，妻子和女儿坚决不肯再住一个晚上。
但褚时健还是向她们大力“推销”自己的未来规划，哪里要建一条柏油路，哪里要盖一座电影院。妻女哪里听得进去：“你就是把这里建成天堂，我们也不来。”
纠结了一整晚，褚时健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他决定去玉溪卷烟厂，用他的话说：“一家人有两个人拗着（不同意）也别扭。”
任前摸底、谈条件
决定履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这家玉溪最大的企业的底。情况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对褚时健而言，这家国有企业最让他头疼的，既不是它的生产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质能否改进，而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以及围绕着派性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种派性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玉溪卷烟厂内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时健知道，要在内部卡住这些斗争，就要掐断权力上层的支持。上任前几天，褚时健专门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书记胡良恕。
褚时健开门见山地说：“胡书记，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卷烟厂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胡良恕问，“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条件都行。”
褚时健给胡良恕分析了玉溪卷烟厂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对生产的不良影响，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像我这种情况，一个人从外面来到玉溪卷烟厂，心里最害怕的，就是玉溪卷烟厂两派都很有势力，如果这两派闹起来，我就没有办法了。希望诸位地委领导不要支持造反派。有什么事情领导们叫我来说，我不对，领导们可以批评我。但如果领导们支持造反派，我的工作没法儿做。”
胡良恕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是多大的条件呢，好！”
褚时健接着说：“给我一年半载的时间，等我站稳脚跟后，自己就能应付了。在此期间，凡上访、告状、请愿、闹事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我处理。”
胡良恕随后召集地委领导开会，并把这一条件达成共识，还做了会议纪要。这一支持，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扫除了第一个大大的障碍。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迁往玉溪。这一天，玉溪卷烟厂派了三名员工，开着一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来接他们。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离开玉溪，到今天重回玉溪，整整21年。21年中，褚时健差点儿因疟疾丧命，也差点儿命葬红河，还有可能被斗死，或因营养不良而死，就像他堂哥褚时俊那样。但他一路走过来，从红光农场、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到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褚时健以“流放右派”的身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生存，促使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变好，奇迹一个接一个发生。
此时，女儿褚映群已经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到昆明读书去了，尚在身边上学的儿子褚一斌也已经16岁。
三名来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动作麻利，一会儿就把褚时健一家人的家当全部装上车了。其实，这些家当少得可怜：除了一只大箱子，几乎就没什么了，更别提什么家具了。在褚时健和马静芬的指挥下，工人们把褚时健临时做的木箱，甚至柴火都搬上了车。这也让人大惑不解：“褚厂长，这些就不用装了吧？这种木箱我们那儿多的是。”褚时健只好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以后都用得上，可以拿来做家具、做大沙发嘛。”好嘛！这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也算装得满满当当了。
戛洒糖厂的职工得知褚时健今天就要离开，自动站成一排，和褚时健握手告别。很多职工眼里噙着泪，其中一位职工拉着去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的手说：“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这下子，你们把我们的福气也接走了。”
这辆载着褚时健一家三口和满车柴火的大卡车，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后，离开了哀牢山，驶入玉溪。
到达玉溪卷烟厂时，已近日落时分了，抬头能看到美丽的晚霞，但低头从车窗看出去，却是另一番景致：破旧而杂乱的房屋，坑洼不平的路面，T人们呆滞无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厂区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萧条景象。
卡车开到一排砖砌平房前停了下来，司机指着其中的一间对褚时健说：“就是这一间。”
这是一间14平方米的房屋，里面只有两张高低床和一张旧桌子。褚时健一边乐呵呵地往房间搬东西，一边吩咐褚一斌：“一斌，你和我睡上铺，你妈和你姐姐睡下铺。”马静芬则充满了愤怒：“他们在故意收拾我们！”
第二天，玉溪卷烟厂负责分配房屋的人重新给他们分配了一间28平方米的房间，总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房间了。
话说回来，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普通员工一间土坯房隔成两间，两个人或两家人住，职工们经常开玩笑说：“这边的孩子撒尿，就冲在那边的床上了。”里面这家的通道要从外面这家中间过，拿草席隔着，有时候外面这家的男人出差了，难免生出很多尴尬事。有几个住外面的干脆把通道给堵死了，里面那家只好从后面另外挖个门、搭个桥绕出去。房檐上下还有很多鸡窝，这些鸡窝在褚时健站稳脚跟后，被马静芬用棍棒给取消了。
而最奇特的现象是，每个职工上下班都提着一只瓦罐。褚时健后来得知，这些职工实在穷得买不起保温水壶，只能在下班的时候，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
褚时健刚就任，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工人。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的家时，发现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当时全厂有1/3的职工都处于这样的困难状态。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云南烟草种植和生产的历史并不长，在辛亥革命前后从美国引种进中国。1922年，在唐继尧的支持下，云南省第一家卷烟厂——昆明亚细亚卷烟厂建成，生产一种以“999”为牌号的香烟，为了纪念云南响应辛亥革命而发动的“重九起义”。1949年，将“999”改名为“大重九”。
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传奇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从美国引进了革命性的烟叶品种“大金元”，成规模的烟草种植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出的烟叶色泽黄润、味道醇厚，20世纪30年代，“云烟”的名声就传遍了中国，而玉溪则有了“云烟之乡”的美誉。
不过，玉溪卷烟厂的历史是从1956年玉溪烟叶复烤厂开始的。1959年，国家轻工部进行工业布局调整。从一家名叫“华美”的上海私人卷烟厂调来30台“永进”“新中国”卷烟机到玉溪烟叶复烤厂，一同前来的还有36名上海师傅。为了尽快生产出卷烟，很多工序都是手工进行。它最早生产一种叫“人民公社”的香烟，但似乎不那么受欢迎，此外还生产了“红梅”“翡翠”“恭贺新禧”等。后来名满全中国的“红塔山”，名字源自“***”时期被人们刷成了红色的元代古塔，古塔所在的那座小山原本叫白塔山。1959年正值新中国的国庆10周年，为给10周年献礼，“红塔山”香烟诞生了，当年生产了80箱。玉溪卷烟厂还精挑细选了一箱“红塔山”，在上面写上“送给毛主席”，托人送往中南海。
褚时健来玉溪卷烟厂前，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器已有68台，但都是国外早已淘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品。
这个烟厂当时的情况是，政治高亢、情绪低落。人们的状态也是如此，口号叫得很响，但精神萎靡不振。褚时健的记忆是：生产环境很差，机器响、温度高、烟灰呛，工人上班浑身汗，下班一身灰。
1969年师范毕业进入玉溪卷烟厂的邱建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普通的体力工干起，在褚时健进入玉溪卷烟厂的时候，已经晋升为技术员。那时候，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技术员。虽然入厂10年，但是，邱建康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改变。反正天天上班、下班、干活儿，没有什么低效率、高效率之说，工人们把那些制好的烟丝入库，天天就千这个。在他看来，一年又一年，什么也没有变，什么都不会变，好像就只能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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