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已经适应了宋夏之间低烈度、慢节奏战争状态的西军将校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说白了，百余年的持续战争，早就让“西军”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属性。
变成了诸多利益既得者相互捆绑，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团体。
让这个以对夏战争为主要业务的政治团体，
丢下细水长流的夏国稳定业务，转而去做风险极大的辽国一锤子买卖，
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的生意？
而且，这单生意做失败了还好说，
即便伤筋动骨，只要“夏人的威胁”还存在，西军就能从头再来。
可一旦做成，大宋就完成了对夏国的战略包围，虚弱的夏人搞不好就直接跪了。
原本做了百年的夏国业务，也可能会变成了一锤子买卖，
这显然不符合“西军利益共同体”的长远利益。
行伍出身的刘法，未必就能懂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但作为西军的领军人物，其人身边必然不会缺人“出谋划策”。
在各种综合意识影响下，刘法或有意，或无意对西军战略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些意见当然有很多会与锐意北伐的童贯背道而驰，双方的分歧和矛盾由此产生，
并随着时间的延长和北伐日程愈近，逐渐扩大。
实际上，童贯是不想和刘法发生冲突的。
他虽然统帅西军，却不属于西军的一员，
童贯和西军之间，本质上讲，只是一种雇佣与合作的关系。
其人并不在乎手下将校是否对自己言听计从，也不在乎西军是否有自己的利益，
他只在乎在有生之年，出色完成从皇帝手中争取到的灭辽复燕项目。
而西军恰好是这个时代，最能接下这单买卖的“乙方”，仅此而已。
很可惜，“西军利益共同体”对这单业务评估之后，兴致缺缺。
对此，童贯的做法并不是抖威风，使蛮劲，
而是尝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
有一定的效果，但也只是有一定的效果而已，
这中间，始终梗着一个叫做刘法的“项目经理”。
童贯做不通刘法的工作，转而去动员赵隆、种师道等人，
但几乎所有西军重将都明确表示反对。
其人与赵隆论及燕云之事，以高官相诱“君能共此，当有殊拜。”
赵隆却答复“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谢责。”
刘法不表态，任何人都不会支持童贯。
童枢密使无奈，只能迁赵隆知西宁州，随后又迁温州防御使。
其人打算慢慢剪除刘法的羽翼，提拔军中的少壮派，最后再抛开刘法单干。
但刘法的“扯蛋”，远不仅表现在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上。
三年前，因为李雅阿卜的错误情报，夏国梁多凌统军来攻大宋定远城。
随后，大宋皇帝命童贯统帅全部西军，坚决反击贼心不死的夏人。
刘法在此战中，于古骨龙遭遇夏右厢军主力数万铁骑，其人毫不畏惧，亲领主力迎战正面。
两军鏖战正酣之时，奉刘法之命的赵隆部奇兵又突然杀出，
攻击夏军侧翼，敌军大败，斩首三千级，为历年来少有之大胜。
打败夏军后，刘法又于古骨龙筑震武军城。
一年后，刘法再次出军，猛攻仁多泉城。
夏军慑于刘法的威名，亲王李察哥部数万人不敢应战，
仁多泉城守军久无援兵，只能投降。
刘法却在夏人降后，下令屠城。
此举不仅没有恐吓到夏人，反激起了彼辈奋死反抗之心。
朝廷以打促和，先压服夏国，使其短期内不要搞事，再集中精力图谋辽国的战略图谋由此落空。
短期内，大宋与夏国失去了和谈解决问题的可能，
双方不得不长期屯重兵于边境，不断拼国力消耗。
大宋的国力虽然比起夏国雄厚，但处处用兵也是捉襟见肘。
就在一年前，因为宋夏之战，西军“抽不出”兵力支援泸南的平乱，
不得不抽调厢军性质的登州刀鱼战棹巡检司官兵赶赴泸南，
由此给了徐泽一战成名的机会，养出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军头。
还让童枢密使稀里糊涂里结怨了梓州路转运使赵遹。
仁多泉城被屠，童贯初时以为刘法只是贪图战功才下此狠手，
后来，越想越觉得此战从头至尾都充满了疑点。
经过几年的观察，其人总算看明白了——
刘法等人就是故意违反军纪，以此激怒夏人，并把西军长期拖在对夏战场上。
这帮军头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想种铁杆庄稼，年复一年地打夏人。
甚至，还想打了这一代，再打下一代，根本就没人想北伐！
不搬掉刘法这个首号军头，以震慑诸军，北伐大业将遥遥无期！
虽然如此想，但童枢密使做事讲究圆满，
这次令刘法统军平乱，其实还是念了几分旧情，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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