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业何曾被一个小辈这样羞辱过，即便是没有被指名道姓的黄琬，心里头也是羞愤不已。
“耗费民财。”皇帝冷声道：“当初孝文皇帝因怜十户之财，弃修露台。今我子孙不肖，倒是不如先辈了。”说完他向外面招了招手，吩咐道：“河南尹骆业不恤民力，擅营宫室，欺君邀好，即刻解去他的印绶！以槛车发往长安，与雒阳令杜袭等有关人员，皆付廷尉治罪！”
殿前虎贲郎许褚领会意思，走上殿来，不给骆业任何狡辩的机会，一只手就将瘫软如烂泥般的骆业给提了起来。
“陛下恕罪、陛下恕罪！”骆业惊慌失措的左顾右看，试图在许褚的手中挣脱开来：“去年陛下率兵至雒，预备东征，臣等上疏几次请陛下重回雒阳宫室，却以‘天下未定，不愿见旧宫阙’驳回。陛下当日之语，臣等不敢忘怀，故才捐输心力，新建一殿，以供燕居……毕圭苑虽好，但到底荒凉，哪里能居天下主！还请陛下看在臣等赤诚，格外开恩！”
皇帝没有言语，许褚也不理会骆业如何在自己手上告饶，径直将他拎了出去。
黄琬此时也在旁谢罪道：“臣失察，亦请陛下降罪！”
他胡须抖动着，坐视骆业修缮却非殿，本是想借此试探皇帝的态度。岂料皇帝直接将其当做一个由头，重重发落，表明了不愿还都的态度。如今箭在弦上，黄琬退却不得，只得一边认罪一边陈述本意：
“昔周公营洛邑以宁东土，光武卜河南以兴汉室，此地乃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当年董卓篡逆，朝廷不得已受胁西迁，残喘休息，如今陛下兴复社稷，大业既定，岂能再偏居关中，退窥天下，以伤四海之望？”
“再迁都？”皇帝惊讶的看向黄琬，不是惊讶于这句话，而是不可置信这话居然会从谨慎有谋的黄琬口中说出来：“雒阳宫室、宗庙、官府、闾里被董卓付之一炬，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这些年休养生息，勉强算是有些人气，但宫室残破，你却让朝廷迁回，徒增花费不说，才安定不久的百姓再度疲于播迁，其中的怨言你可有想过？”
“迁都长安，本是董逆专擅之乱命，陛下裁定朝政，居此为基，图谋复兴，不过权宜之计。光武皇帝以降，历代宗庙陵园皆在雒阳，陛下他日倘有悼念追思，彼此来返，殊为不便。”黄琬列出种种理由，动情动理，论说得十分周详：“如今羌乱又起，关中既成边地，朝廷还都雒阳，居中调用关东之资粮，运筹将兵，正可坐收凯旋。”
看着皇帝拧起眉头，黄琬又提出一个折中的法子：“然关中位置紧要，百姓富庶，不可轻忽。以愚臣浅见，长安可为京都之副，关中现有之政不改、现有经营不变。倘或天时再有变故，朝廷大可从容西去，凭此为基，又图兴复。”
他是想将关中当做朝廷的一块预留地、一条退路，倘若两三百年后汉室又有变故，朝廷还能依赖关中再起。
皇帝甫一听见这个说辞时，居然还觉得有几分道理，关中由于数百年的开发，自然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承载力下降。到东汉时期，汉朝的经济中心转移至关东，关中的自然环境在两百年的时间内得以缓慢恢复，如今皇帝若是再建都关中，假以时日关中再度人口稠密，过度榨取潜力，优势不再，朝廷就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只是这种说辞对皇帝并没有起到作用，他管不到两三百年后的事情，何况如何真有那一天，又岂是一块预留地就能保全的？
“汉室才光复不久，黄公又何出乱世之言？”法正不满的皱起眉，他是极力反对还都雒阳的，这不但是出于一个关西士人对乡土的情感，更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关中居高临下，有崤函之固、巴蜀之饶、雍凉之骑，其地可养百万民兵。高皇帝据此以得天下，陛下藉此以兴天下，正是我汉室龙兴之地，岂能轻弃？董卓虽倒行逆施，强自迁都，但有陛下振兴在后，其也不可不说是天意冥冥。”
由于关东士人的几次阻击、关西式微，皇帝这次亲征所带的臣子当中，并没有与黄琬分量相当的关西士人。这也导致黄琬有足够的底气向皇帝提议，即便这次不成，到了长安，依然会有人络绎不绝的随着黄琬的表态而纷纷上书。
法正作为黄门侍郎，年纪轻轻便建下功勋，皇帝宠信，心气骄躁之下，自然就敢与黄琬这样的老臣当庭抗辩。
“法侍郎。”黄琬凝视着法正说道：“雒阳也有伊、洛，也有虎牢等雄关险要。光武皇帝自河北渡来，建都雒阳以中兴汉室，难不成是错的了？二百年来，历代先帝不迁关中，难道也是错的了？”
法正被盖了个帽子，语气顿时一噎。
“此一时，彼一时也。”车骑将军朱儁轻咳了一声，作为现场官爵、资历唯一可与黄琬相提并论的人，他说的话最为关键：“高庙以关中为基而定鼎，是以建都长安；世庙以河南为凭而中兴，是以建都雒阳。此皆一时所凭据，今陛下复以关中振兴汉室，自然要以长安为都，不然，岂不是徒伤关中士民之心？”
“你……”黄琬轻声吐出一个字，未说完的语句便戛然而止，当时董卓迁都时，朱儁也是坚决反对的。考虑到董卓曾对朱儁的旧怨、以及朱儁在任豫州刺史时与颍川士人结下的好感，黄琬以为对方会在这件事上与自己保持一致，谁知道朱儁却不合常理。
黄琬到底是个聪明人，他很快从朱儁的话语中捕捉到关键的字词，明明可以称高皇帝、光武皇帝，为何偏要称‘高庙’、‘世庙’？
这显然是朱儁对自己的暗示。
庙是供奉祭祀先祖神位的场所，按照周礼，天子只能有七庙，但汉代并没有严格按这样的规矩来，而是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在全国广泛设立宗庙，以强化刘氏天命，团结皇族。等到了光武中兴以后，旁支继位的光武皇帝功盖前代，又想让自己的父祖入庙，于是孝明皇帝便在雒阳建了世祖庙，如此与长安的高祖庙相对。
高庙与世庙的并立无疑划分了东汉与西汉的界限，从此光武中兴的虽是同一个‘汉’，但却是两个朝代。
黄琬通过朱儁而明悟，皇帝虽然是孝灵皇帝的儿子，帝系并未转移，但对方显然不愿意在自己死后只得个某宗孝某皇帝的庙号与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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